中国正向唯GDP时代告别

中国正向“唯GDP”时代告别

中国经济的变动状况及宏观政策的调整思路无疑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全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改变侧重经济增长，转向注重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从新的指标体系来看，经济增速具有反映经济稳定作用，仍作为一个综合指标被存留下来，但已并非唯一指标。据了解，新的指标体系从经济稳定、经济安全、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质量效益、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民生改善等八方面，选取40多个核心综合指标。这些指标还包括债务余额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毛额比重(GDP)、居民消费率、城镇化比率、研发经费与GDP之比、每万名就业人员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之比等。　　按照现在使用的SNA1993标准，只有机器之类的有形资产才会计入到GDP的投资项，研发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计入。而按照即将采用的SNA2008标准，研发将被计为投资而非成本，这是最重要的调整。事实上，近年来多国进行了GDP计算方法的调整。美国在2013年完成了对GDP统计方式的调整，将电影版税和研发支出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政府统计数据，使美国经济总量增大了3%；新加坡也开始采用新标准，这对其GDP数据的影响十分显著；韩国也计划采用新标准。高盛报告指出，采用SNA2008标准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同样显著，因为今年来中国研发费用增长速度特别快。如果中国今年的研发费用增长为14%，那么新标准下GDP可能会增加约0.1%；如果增速为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18%至20%，那么GDP可能增加约0.2%；如果增速为2004和2009年的24%以上，那么GDP可能增加约0.3%。

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提醒说，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财政部长楼继伟也称，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着眼于综合性目标，特别是保持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中国政府高层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宏观政策的调控思路。某种意义上说，这预示着中国正向“唯GDP”时代告别，优化发展结构。　　过去10年，中国经济曾经历高达双位数的年增长率，GDP增长率一度成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挥棒，但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之痛；但高增长后，中国经济如今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中国没有急于推出强刺激政策，没有放松银根，而是强力推进改革，大力调整结构，着力改善民生，经济依然保持平稳运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当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大，而工业领域的贡献在减弱，意味着今后分析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工业和制造业。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占比中提高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此外，虽然前8个月中国利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但同期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近9%。这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转型。连平指出，目前消费平稳增长，服务业占比上升，就业增长趋势良好，“经济下行压力其实没有投资和工业增加值数据所反映的那么大”。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也认为，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单纯用工业增速来判断经济形势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工业数据平平，就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悲观结论，实质是没有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情况。”此外，一些分析指出，相关部门的底气和定力，也与决心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造有效市场，降低经济对政府干预的依赖程度有关。　　回过头来看，李克强“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楼继伟“不会因为单个经济指标变化而做大的政策调整”；加上国家统计局修改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意有所指，透露的信号非常重要，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告别“唯GDP”时代。　　以此来看中国的宏观政策，调控思路便不难理解：第一，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短期内会维持一个增长区间。消息人士称，政府的底线就是稳定就业以及不发生大范围的债务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7.3%-7.4%是可以接受的。李克强总理已经多次强调，只要就业充分，经济增速保持在7.5%左右，高一点低一点都属于合理区间。　　第二，不会直接出台全面放松政策，比如全面降息、全面大幅下调存准。但窗口指导、定向放松等灵活工具会不断出台。今年以来，经济下滑压力不断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控取向都是定向放松。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宏观调控要“喷灌”“滴灌”，不搞“大水漫灌”。这意味着在目前经济增长、就业等都在合理区间的情况下，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将继续成为短期宏观调控的主线，以“微刺激”代替“强刺激”。此外，货币政策将会更加注重价格调控，引导资金利率下行。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PSL)以及近期正回购利率的下调都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这种转变。　　第三，推动市场环境建设。过去十年，中国的市场环境并没有显著优化，在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方面，中国甚至出现了倒退，在很多市场领域的“国进民退”，足以让民营企业和外资担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在不断增加，而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等成本因素又在不可抑制地上升，“世界工厂”模式开始遭遇到挑战。诸多因素叠加，难怪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都在抱怨，在中国做生意赚钱越来越难了。正如专家所言，未来中国的改革关注的内容可能很多，但中国的市场环境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好的市场环境，就不会有外资的持续进入，不会有良好的创业与投资氛围，也不会吸引并留住更多的国内和国外的优秀企业。　　第四，更加注重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措施来降低市场梗阻，降低市场要素的流通成本。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是“三期叠加”时期整个经济系统调整的结果，要想走出当前的脆弱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将前期累加的顽疾修正，才能重拾增长动能。李克强总理已经多次强调，没有强刺激，只有强改革。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出现意外数据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加大，这很可能将成为另一种“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决策层保持定力，对经济增幅可能低于7.5%的容忍度在提升，“不唯GDP”的信号意义值得市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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